“庄吉”郑元忠：从牢狱里冲出的温州模式

    ◎人物：郑元忠

　　◎年龄：56 岁

　　◎时代标签：中国第一代个体户代表

　　◎目前身份：庄吉集团董事长

　　浮沉录

　　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温州柳市镇商人郑元忠一直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他没有杀人越货，没有密谋反革命，只是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人民日报说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买了一辆别人罕有的摩托，就被治于“投机倒把”———这个在当今中国已经消失了十余年的罪行。

　　在当时席卷全国的打击经济犯罪风潮下，柳市镇至少有8个像他这样的商人以同样罪名遭受打击，由于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分别号以“五金大王”、“目录大王”、“旧货大王”等，所以当时通称为“八大王”事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成功逃脱，其余7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获刑7年。“机电大王”郑元忠在逃亡一年多后，回家不久被抓获。

　　1984年4月，“八大王”高调平反。温州民营经济从最低谷开始迅速发力，“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广为人知，但也一度让外界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忧虑。郑元忠是“八大王”里继续从事商业的少数者，他在取得进一步成功后，39岁入读温州大学，后创办庄吉集团，成为商界风云人物，还是温州政协常委，荣誉接踵而至。

　　从体制外被打击对象，到社会名流，政治上终占重要一席的人物，郑元忠的命运转折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用他的话说是，“我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密相连。”

　　温州八大王

　　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个体户代表。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分别号以“五金大王”、“旧货大王”等。在1982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打击经济犯罪风潮下，“八大王”均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遭受打击。

　　根据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的回忆，“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里面没有“机电大王”郑元忠。按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和柳市镇工商所所长胡万昌后来的说法是，郑元忠就是“八大王”之一。

　　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文革”中被破坏的人大、政协制度在这一年得到完全恢复，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尽管受到遏制，体制外力量还是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是1979年底的10倍。但春天并没有真正到来。

  打击走私到批判开放

　　1982年，中央连续发文要求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内各种犯罪活动，书记处率先派员到广东浙江等地部署行动其时，随着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南方沿海一些地方走私现象猖獗，广东一些县市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聚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忧虑。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中央书记处于同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部署行动。

　　2月11-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会议指出，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不但是广东、福建两省的问题，全国各地和各个部门都毫不例外。会议不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反对，印发了针对特区工作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谷牧后来回忆说：“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座谈会上，对走私的研究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随后，在1982年4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决定》尖锐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已经和正在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

　　《决定》确定了打击对象，并指出，对于虽不是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但确实扰乱城乡市场管理、妨害国家物资购销和损害城乡人员利益的人，也要依法查处。

　　省委工作组进驻柳市

　　柳市镇是温州民营经济发源地，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就把柳市划为重点

　　温州可谓中国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方，由于这里地少人多，为养家糊口，温州人善于闯荡、经商，且大胆敢为，游走法律边缘。这里还是中国最早的包田到户所在地，比安徽小岗村整整早了22年，但被当作“资本主义”典型很快扼杀。

　　乐清县柳市镇又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里冒出的私营电器商被当作“投机倒把”的重点对象，很多人转向地下生产。改革开放后，这些小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1981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有300家，而整个温州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推销员达数十万之众。

　　温州以“乱”出名，而乐清尤甚。当时有个传言，“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说，那几年，从中央部门到省委，不断派人到乐清了解工作情况。当时温州市委办公室主办的刊物《温州工作通讯》，有一份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材料，说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等好多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上到下对乐清的看法。

　　1981年初，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批示，要求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任温州市委书记。据说，他下车伊始，首先来到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陷入了“敌占区”，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连正德说，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就把柳市划为重点。

　　1982年的柳市，还是一派杨柳依依、河水潺潺的田园风光。30岁的“机电大王”郑元忠骑着摩托车，在他贴着马赛克的3层小洋楼与作坊工厂之间招摇来回。“我在家里7个小孩中排行第五，从小家族里就说我聪明，我就是喜欢什么事都走在前沿，任何事情不管懂不懂，都要先去尝试一下。”他对红色政权曾激情满怀，14岁时带领11个小伙伴去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人海里，远远看着毛泽东的身影，禁不住热泪盈眶。但后来，他挖起了“社会主义墙角”，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国营厂卖10元一个，他只卖3元，还能赚2元。

　　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开有几间工厂，年产值百万元，是柳市镇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二富”。“螺丝大王”刘大源的工厂里有4万种螺号，比上海最大的国营标准件公司还多2万，据说，这家公司的最后倒闭和刘大源的冲击有关。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委派出由常委李朝龙率领的工作组进驻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