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毯的由来

地毯已经成为现在社会的一种主流，很多家庭和公共场所需要地毯。那么，你知道地毯是怎么来的吗?地毯都有什么故事?下面随力度营销小编为你介绍地毯的由来。www.4000.com.cn 力度营销

人类使用地毯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数十万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为了适应环境，在阴暗潮湿和高低不平的洞穴里铺垫一些干草、树叶、羽毛、兽皮等来驱寒和防潮。然后，先民们逐渐发现经过整理后的植物茎叶，会更耐用也更舒适。这种初级的整理工序，逐渐演变成为编织工艺。手工搓绳、编织，为了加捻，促使了石制和陶制纺轮、纺垂的出现。与现代地毯的功能有所不同的是，先民们的这些织物白天是披在身上的衣，夜间是垫在地面的褥和盖在身上的被。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历史上有了第一次大分工，种植和畜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同其余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兽皮、绵羊毛、山羊毛的出现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参见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纺织物”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为地毯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我国丁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黑陶灰陶上的装饰纹样，大多为席纹、网纹、绳纹、弦纹和布纹等，与此同时，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先民已开始使用植物纤维和蚕丝织造织物。

约公元前3000年，陕西半坡人已经驯羊。公元前2000年，新疆罗布泊地区已把羊毛用于纺织。最初，人们将落在地上的羊毛收集起来，称拾毛。山羊绒的采毛，据记载有两种方法：?绒和拔绒。?绒是用竹篦梳下绒毛，此法应用于一般山羊绒。采集较细的山羊绒，必须用手指甲沿着它的生长方向拔下，称拔绒。这两种方法，产量甚微，起源于古西域，即今甘肃、新疆一带，唐代传入中原地区。

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种植桑树，有了早期的养蚕业。从河姆渡、良渚文化出土的陶器上，可见蚕的纹样及陶质纺轮，说明当时已出现了丝织工艺的萌芽。1958年，浙江省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700年)遗址出土了丝帛、丝带和丝绳。丝帛残片长2.4厘米,宽1厘米，呈黄褐色。

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是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度为3.5拈/厘米。1970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出土粘附在铜器上的丝织物残痕表明，当时已有平纹的纨、绉纹的縠、绞经的罗和 3枚斜纹绮等。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粘在铜器上的丝织品有五种，纱、纨类的有20余例，用朱砂涂染的有9例，双经双纬的缣有1例，回纹绮有1例。说明商代的丝织技术有较快的发展。与此同时棉、麻、竹、棕等植物纤维作物的种植已较普遍，出现了利用植物纤维的织造工艺，这一切为地毯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条件。

1978年，在新疆哈密县东鱼儿沟，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原始氏族公共墓地。墓葬中，有的死者穿戴服饰完好，男的大多头戴尖顶毡帽，身着毛皮或皮革大衣，长皮裤，脚穿长统皮靴，靴筒外用毛织带裹腿，死者大都躺在铺着羊毛毡的墓穴中。各种毛织带色泽鲜艳，它们大多数以红、绿、褐、黑等组成大小方格和彩条，非常美观。可见当时居住在这环境中的原始部落先民们以毛织物为主要日用衣着原料。

毛织物的产生是栽绒地毯产生的重要基础。先民们在生活中常把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毛皮，当作席褥和盖被，但兽皮毕竟不太耐用，易脱落，于是人们又开始模仿生牲畜身上生长着的丛丛毛束，探素着将捻成的毛线拴在毛织物的经纬上，即能增加织物厚度，更好地抵御寒冷，同时织物也更结实、牢固和耐用。汉代刘植宽在《盐铁论·散不足论》中形容说“皮毛草辱无茵之加旃蒻之美”。

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是中国毛织技术的成熟期。新疆哈密公元前1200年遗址出土的毛织物，织物组织除平纹外，还有斜纹，也有带刺绣的产品。经纬向密度比罗布泊出土的大2～3倍。一块平纹的花纹罽(有刺绣)，底部为200×160根/10厘米，花部为双股线，黄绿两色刺绣成间断的云彩纹。一块双色花罽，底部组织结构为斜纹，经纬向密度为100×330根/10厘米，花部为100×100 根/10厘米。

一块山形纹罽，底部组织结构为斜纹，经纬向密度为240×200根/10厘米，花部为100×160根/10厘米。这批毛织物的色彩丰富，有鼻烟、米、中栗、棕、绿、黄、红、棕黄 8种颜色。经纬向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和斜纹组织的普遍，表明当时毛织技术已出现突破性进步。织布工具已采用具有固定机架的织机。到东汉时，中国毛织技术在组织结构上有所发展，出现了纬重平组织和通经回纬的缂织法，在织毯技术上出现了栽绒织法。

新疆民丰尼雅东汉遗址出土的人兽葡萄纹罽、蓝色龟甲四瓣花纹罽和彩色毛毯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产品。人兽葡萄纹罽由两组黄色经线和两组黄绿色纬线交织成为纬二重组织纬纱显花织物，花纹清晰，图案具有当地民族风格。经纬向密度为200×30根/10厘米。

龟甲四瓣花纹罽为纬三重组织纬线显花。经纬向密度为160×80根/10厘米。龟甲纹是中原地区的传统图案，它是中国各族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彩色毛毯上的绒纬是用马蹄形打结法，每交织 6根地纬，栽绒一排，如此循环。相邻绒纬距离14毫米，绒纬长20毫米，绒头完全覆盖了基础组织，美观大方。新疆古楼兰遗址中，出土的汉代缂毛织物，采用通经回纬织法。奔马卷草图案显示了当地民族风格。新疆民丰尼雅东汉遗址出土的毛罗织物和黄色菱纹斜褐，组织细密，均匀平整。据此推断，当时的织机已相当成熟。

1957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南部诺木洪遗址(公元前790年)发掘出5块黄褐二色相间排列的条纹罽，还有人字形编织毛带和双股、3股毛绳。条纹罽的经纬密度为13根/厘米和 6根/厘米。比新疆五堡遗址的要粗糙得多。1977年，新疆吐鲁番阿拉沟战国墓出土了一大批毛织品，据鉴定，不仅大量使用羊毛，还用山羊毛和骆驼毛等作为毛纺原料。

1978年秋，在新疆哈密地区五堡遗址(公元前1200余年)有精美的毛织品出土，有斜纹和平纹两种组织。还有首次发现的用色线织成彩条纹的斑罽。说明当时哈密地区的毛纺织染技术已有很高水平。1980年4月，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孔雀河古遗址发现了裹着古尸的粗毛织品。

我国古代纺织品最重要的出土地是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该遗址位于库鲁塔格山南麓，在已干涸的孔雀河河床北岸约4公里处，地处塔里木河下游大三角洲西北缘，北接吐鲁番盆地，东邻罗布泊，西连库尔勒、库车，东距楼兰故城约200公里，是汉晋时期由楼兰向西沿孔雀河岸至西域腹地交通线上的一处枢纽重镇。

1893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赴罗布泊探险的途中发现了营盘遗址，20世纪初，先后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贝格曼，英国人斯坦因考察过营盘遗址，获取了一些珍贵文物。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营盘墓地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发掘墓葬32座，清理被盗掘墓葬百余座。1999年再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墓葬80座，出土遗物达400余件。营盘遗址出土的文物中，纺织品占了很大的分量，因为这些纺织品保存完好、精美、风格别具一格，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营盘遗址保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纺织品，较完整有研究意义的纺织品有99件。其中毛织品有42件，丝织品为34件，棉织品6件，麻织品4件，丝毛棉麻搭配使用织品10件。较为特别的发现是，一具棺木上覆盖着的一条色彩斑斓的狮栽绒毛毯。

这件栽绒毯以大红、深黄、中黄、桔黄、绿、草绿、藏青、湖蓝、浅蓝、粉红、深棕、白色等彩色栽绒显现花纹。主体纹样为一伏卧雄狮。狮子的造型别具特色，腰部细缩，前身后臀隆起，形成大的起伏，具有强烈动感。狮头侧视，面部神态和善，富于装饰性的狮鬣以及足、臀、尾部延伸到边框以外，构图大胆活泼，不拘一格。面对这条华丽的绒毯，考古人员感到非常惊奇，这么多的颜色是怎样织上去，并组合成浓淡深浅富有立体感的美丽图案?这仍是一个谜。

毛织物的出现应当与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畜养马、羊、牛、骆驼等牲畜是西域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毛皮资源的丰富，促进了新疆地区毛织物的发展。新疆自古在地理与文化上与中西亚有着密切的关系，中西亚的毛织工艺对于新疆的毛织物的发展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参见吴婷《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出土纺织品概述》)

1949年，俄罗斯考古学家卢登科率领的探险队，在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山谷发现了公元前500年的一块栽绒毯，业界称巴泽雷克地毯。该毯应为阿尔泰王子墓遗物，尺寸为1.83米×2米。巴泽雷克地毯的图案布局十分有趣，有五道边饰，地内有四方正方形的四瓣花纹图案，在五道边饰中第一和第五道都是四方形禽鸟纹样。

第二道(大边)是头戴风帽的御者，或端坐马上，或站立马旁。第三道是几何纹，第四道是麋鹿纹样。整块毯面绚丽多彩，反映了游牧部落的生活情景，充满了浓郁的草原气息。巴泽雷克地毯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文化遗产博物馆。

李汝宽先生在《西域长城艺毯图录》一书中，收录了藏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拉伯博物馆，出土于我国罗布泊古楼兰遗址的几件栽绒地毯标本。其中一件羊毛栽绒地毯残片，尺寸为3.4厘米×4厘米，用棕色羊毛作经线，由4股粗松的羊毛纱合并，加捻作纬线，绒头是较柔软的彩色羊毛纱。

每一个绒头围绕着一根经线旋转1至2圈，构成一个很结实的结扣，行内称“单经扣”，平均每10平方厘米内有40个结扣。在深红色地上用白、棕、红、绯、浅黄、黄和宝蓝色羊毛纱显出图案纹样。专家认为，这件新疆地毯残片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拴扣地毯，为我们研究地毯的起源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标本。(参见陈重远《古玩谈旧闻》)

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我国塔里木盆地公元前1世纪古墓遗址中发掘出一批古代织物，其中包括古代地毯。斯坦因(Marc AurelStein 1862—1943)英国探险家，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了三次中亚探险。1900年至1901年，斯坦因进行了第一次探险，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著有旅行记《沙埋和田废址记》和正式考古报告《古代和田》。

1901年至 1908年，进行了第二次探险，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了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著有旅行记《沙漠契丹度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1913年至1915年，斯坦因进行了第三次探险，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一书中说：“在楼兰汉城废址考察之际，又发现了往昔的中国自此至塔里木盆地故道之遗迹。其他有西历纪元前后1世纪间之古墓遗址，发掘后得可惊异之古代织物一堆，内杂中国古代彩绢及毛毯”，“很美的地毯，……堆绒地毯，此外还有粗制的毛织物与毡子”。斯坦因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现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印度国立博物馆)。专家认为，斯坦因从我国新疆地区带走的这批地毯残片，是现存最古老的栽绒地毯实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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